淺談太陽花學運，激情過後我們得到甚麼？

近年來新興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不斷地進行區域整合、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。無非就是希望擴大規模經濟，提高產業進入障礙以支持國內企業發展。自由貿易協定 (Free Trade Agreement, FTA)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。受到FTA保障的成員國可以藉由降低貿易壁壘，輸出具有相對優勢的產業，擴大貿易順差以獲得GDP的成長。從WTO到區域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，FTA成為全球化發展的催化劑。這幾年更出現「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(TPP)」、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 (TTIP)」等跨區域的緊密合作，顯示自由化、開放市場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。

在「開放帶來挑戰，有競爭才會有進步」的新自由主義下，FTA是全球潮流，勢在必行。相較日本、香港、南韓、新加坡等鄰近各地區已簽訂的FTA，台灣的自由貿易發展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間。2010年與中國簽訂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(ECFA)」的同時，政府也積極與新加坡、紐西蘭等國洽談雙邊的合作計畫。而面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在金融MOU簽訂後，服務貿易協定與貨物貿易協定自然成為兩岸經濟合作的下一步。

然而，在自由民主的台灣，產官學界對於近來政府的政策走向，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。從最近對民間對政策正反兩方的評價到太陽花學運，不難發現台灣內部對於中長期的政經發展仍存在著許多歧見，甚至短時間內很難產生交集。到底這些差異從何而來？

其一，是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心理矛盾；第二個是世代間價值觀的差異；換個角度看，還潛藏著對兩岸關係根本的問題。

從經濟發展來看，台灣人羨慕歐洲的福利制度，但不願意提高稅賦；幻想有矽谷的創業家精神，仍然跑去做低附加價值的硬體、代工；忌妒南韓的有大型的國際企業，又要求自己的政府跟財團劃清界線；想和香港一樣成為金融中心，又不願意陸資影響我們的生活。台灣就在「小確幸」和「大把鈔票」間不斷擺盪，我們甚麼都想要，又怕甚麼都得不到。

第二個癥結點在於，現在中壯年的領導階層與80/90後年輕世代之間的思維模式不同。成長於戒嚴時期的領導階層習慣由上而下垂直式的管理模式，注重倫理、輩分、一致性和效率；年輕一輩生活在以「多元化」為主流意識的時代，更在乎理念、平等和自我價值。2006年到2008全球化造成的經濟衰退，也讓受到就業衝擊最大的新世代，不再視「自由貿易」、「資本主義」為神主牌，反而更願意去面對如道德性風險、市場失靈等潛在問題。
相較於前兩點，更重要的關鍵是在兩岸自由貿易協議簽訂前後，國家主權的問題都沒有確實被定位。執政當局用「九二共識」將兩岸關係輕輕帶過，而反對黨甚至今也都沒有對兩岸關係提出完整的論述。既然沒有人願意承擔這個歷史共業，問題當然不會被解決。但很明顯地，在這個爭議沒有取得共識前，任何兩岸有關的議題仍然無法避免發生衝突。

令人意外地，「新舊媒體的戰爭」和「媒體素養」在反媒體壟斷運後再次受到關注。新媒介的出現(如網路、Apps)，凸顯出資本化的新聞媒體對於「客觀報導」的道德意識薄弱，為了收視率，企圖塑造對立而不報導事實。當然，身為閱聽大眾的每一個人都該對這樣的現象自我反省，自己的行為會不會也是助長惡質媒體的幫兇之一。

兩岸間的交流不會停止，自由貿易是大勢所趨，開放會帶來挑戰，改變一定會有陣痛。我們的企業、政府、民眾認清接下來的挑戰了嗎？還是仍然很偽善的要大家「以和為貴」，各退一步。「第五項修練」一書的作者Peter Senge曾提出「看事情的五個層次」。他說，在每個「事件」的背後，還有更多「結構」、「願景」層次的問題需要思考。學運、法治、兩岸、執法等問題不是不能討論，但激情過去後，還是要回歸到核心本質。台灣的未來會如何，還是取決於我們究竟想要怎樣的生活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