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來新興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不斷地進行區域整合、加強彼此間的經濟合作。無非就是希望擴大規模經濟，提高產業進入障礙以支持國內企業發展。自由貿易協定 (Free Trade Agreement, FTA)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。受到 FTA 保障的成員國可以藉由降低貿易壁壘，輸出具有相對優勢的產業，擴大貿易順差以獲得 GDP 的成長。從 WTO 到區域或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， FTA 成為全球化發展的催化劑。這幾年更出現「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(TPP) 」、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 (TTIP) 」等跨區域的緊密合作，顯示自由化、開放市場已經是不可逆的趨勢。 在「開放帶來挑戰，有競爭才會有進步」的新自由主義下， FTA 是全球潮流，勢在必行。相較日本、香港、南韓、新加坡等鄰近各地區已簽訂的 FTA ，台灣的自由貿易發展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間。 2010 年與中國簽訂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(ECFA) 」的同時，政府也積極與新加坡、紐西蘭等國洽談雙邊的合作計畫。而面對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在金融 MOU 簽訂後，服務貿易協定與貨物貿易協定自然成為兩岸經濟合作的下一步。 然而，在自由民主的台灣，產官學界對於近來政府的政策走向，當然也有不同的聲音。從最近對民間對政策正反兩方的評價到太陽花學運，不難發現台灣內部對於中長期的政經發展仍存在著許多歧見，甚至短時間內很難產生交集。到底這些差異從何而來？ 其一，是對未來經濟發展的心理矛盾；第二個是世代間價值觀的差異；換個角度看，還潛藏著對兩岸關係根本的問題。 從經濟發展來看，台灣人羨慕歐洲的福利制度，但不願意提高稅賦；幻想有矽谷的創業家精神，仍然跑去做低附加價值的硬體、代工；忌妒南韓的有大型的國際企業，又要求自己的政府跟財團劃清界線；想和香港一樣成為金融中心，又不願意陸資影響我們的生活。台灣就在「小確幸」和「大把鈔票」間不斷擺盪，我們甚麼都想要，又怕甚麼都得不到。 第二個癥結點在於，現在中壯年的領導階層與 80/90 後年輕世代之間的思維模式不同。成長於戒嚴時期的領導階層習慣由上而下垂直式的管理模式，注重倫理、輩分、一致性和效率；年輕一輩生活在以「多元化」為主流意識的時代，更在乎理念、平等和自我價值。 2006 年到 2008 全球化造成的經濟衰退，也讓受到就業衝擊最大的新世